伊斯梅尔·卡达莱有一个自己的气象台。
“雨夹雪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打湿了用混凝土铺就的飞机场跑道、建筑物和人群。它浇灌平原和山丘，在公路黑黑的柏油路面上，闪烁出白光。如果不是秋初，除了刚刚到达这里的将军之外，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场单调的雨是一种痛苦的巧合……”
雨夹雪，秋初，异国的土地，单调和“痛苦的巧合”。在这种气象下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想必充满了悲苦惆怅吧？小说的下一句话就揭晓了答案，不出意外，跟战争和死亡有关：“为了将在最末一次战争中阵亡、散葬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四面八方的军人的遗骨运回国内，这位将军从一个国家来到阿尔巴尼亚。”
这就是《亡军的将领》，卡达莱写成的第一部小说的开头。那时他26岁，有着超人的成熟。这种成熟，不只是泛泛地称赞他叙事中的圆熟感和对故事的精妙构思，更是指向他措辞中的狡猾之处：“最末一次战争”是指什么？“一个国家”又是指哪个国家？往下读，不久就会琢磨出来，战争指的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那个国家是意大利。可是，卡达莱绝不会主动说明这些。他一口咬定，那是“某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千千万万的母亲，在等待她们丧生在阿尔巴尼亚的儿子归来。
天气充当了一个角色，它是清晰而具体的，而国别、年代、人物的身份是模糊的。作家分明在讲一件能勾起读者的记忆和经验的事，但他讲的似乎是一件在时空上都比较遥远的事，甚至可谓一件“奇谭”，故事的发生地——阿尔巴尼亚，是被一阵初秋的雨夹雪召唤出来的，就像被一阵旋风刮跑之前的马贡多。天气按照作家的调遣，把自己调节到符合故事格调的状态，仿佛给一台戏剧配上合适的音乐。在这位将军出场并明确任务后，天气再次从他的角度得到坐实：
“出发之前，他了解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许多知识，其中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气候，也掌握了一点常识。将军知道，阿尔巴尼亚秋天阴霾多雨。然而，假如在他读过的书上，真写着阿尔巴尼亚秋天阳光充足，气候干燥，面对这场雨他就不会觉得突然。事情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总是觉得，只有在雨中他的使命才能完成。”
仔细看这段文字，你会发现，到底“书上”关于秋季阿尔巴尼亚的气候是怎么写的，卡达莱是含糊其词的。故事中这场阴冷的秋雨，到底是常规还是偶然？将军所“知道”的事情，究竟是来自他所读的书呢，还是仅仅来自耳闻？如果是书，那么是什么书？这些书有没有“权威性”？作家在此虚虚实实的措辞，真可谓“曲尽其妙”而又滴水不漏。最终，你会意识到这场来路不明的凄风冷雨的虚构性，它甚至可以是一场想象出来的、只在心中发生的雨；它的强力存在，只是要把读者一把拽入故事之中，同时很难觉得其中有什么机械生硬之处。
卡达莱的小说，往往都以气象作开路先锋：雨、细雨、雾、雪、阴沉多云，以及寒冷。事实上，阿尔巴尼亚的气候跟海峡对岸的意大利，尤其是跟以热那亚为中心的意大利利古里亚地区比较相似，是比较温和、四季有充足阳光的，然而你只看卡达莱的小说，会觉得那里成天朔风阵阵，颇为阴冷，再结合书中常见的几乎要划破飞机腹部的山尖峭石，更产生了一片凶地的印象。他的另一部让每个人都会一口气读完的小说《破碎的四月》，开篇是这样：
“他的脚冰凉，每一次，当他一点点地挪动麻木的双腿，都能听见自己的鞋底与小鹅卵石摩擦发出的枯燥而荒凉的声音。他由衷地觉得荒凉、萧瑟，过去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趴在一座能观察到公路的山崖后边，一动不动地待上这么长的时间。日光渐渐变暗……”
“萧瑟荒凉”的感觉是来自什么季节？下一句里就出现了“雪堆”，以及被主人公揣在怀里的枪。一个仇杀故事的气象布景，几句话就全部到位。可是你要是看多了卡达莱的小说，也许会觉得有些滑稽：气象只不过是卡达莱随意摆弄的符号，为了给故事营造氛围。但另一方面，卡达莱又不像查尔斯·狄更斯这类19世纪的小说家那么有耐心。狄更斯在《荒凉山庄》里对伦敦冬天的泥泞地大做文章，使人不能不注意到气候的象征意义，而卡达莱仅仅想除净你对巴尔干这块多山之地的杂余期待，保留一个简单而确定的异域印象。
单从气象符号这一角度而论，卡达莱是一个“传统”的作家。在你能看到的词条简介里，他常常被拔到奥威尔、卡夫卡的高度，你也许会误以为，他的笔触也针对现代官僚社会的根本荒谬，或者，他也是反乌托邦的杰出预言家之一。其实不然。在1982年的《梦宫》里，卡达莱描绘了一个敏感而迷茫的年轻人，他在位于某个专制社会的中心的阴险的机构里，在往往是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操纵着社会里每个人的梦境。卡达莱与奥威尔、卡夫卡也就是在这种层面上有点相似。就拿卡夫卡的《审判》来说，这个诡异阴森的故事，开头是这样的：
“一定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Ｋ，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每天八点钟，女房东的厨娘总会把早餐端来，可是这一天她却没有露面……”
一天，约瑟夫·K被两个闯入家里的陌生人宣布“你被捕了”，他的离奇厄运由此开始。但天气并无别的暗示，只是“晴朗的早晨”而已。卡夫卡根本没有借天气（以及地理地貌等等）来衬托氛围的想法，为此，《审判》的故事获得了一种超越时代、跨越国界的真实感，从它问世起，一直抵达一个世纪之后当代的每一个读者之心，你会觉得自己被梦魇缠绕，自己家的门也随时会被衣着体面、冷若冰霜的陌生人推开。
相反，《亡军的将领》的首要趣味在于排出一台精彩的戏剧。卡达莱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如此，它们讲一个个发生在各个年代、各个地方的故事，创造出一个个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定距离的平行世界。《亡军的将领》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石头城纪事》发生在1940年代，《阿伽门农的女儿》发生在1970年代；《破碎的四月》和《H档案》都发生在1930年代，一个是讲家族仇杀，另一个讲美国民俗学家在阿尔巴尼亚对种族问题的考察，两者构成了奇妙的互文。这些故事的地点都在阿尔巴尼亚，但被一层卡达莱式的气象所包裹，就仿佛一个神秘离奇的王国，悬浮在现实可见的低空中一般。
另一些故事，就如同具备儒勒·凡尔纳的能力那样，把人们带去周游世界古今。《金字塔》带人去往法老的年代，《长城》带人去往帝制中国，《雨鼓》带人去往15世纪奥斯曼帝国大军和阿尔巴尼亚人交锋的现场。从文字发明以来的所有时代，都可能被卡达莱书写出来：从法老王建造大金字塔，到1980年代阿尔巴尼亚关于恩维尔·霍查后继者的争论，再到东欧剧变后，发生在西欧的诸多“历史终结”后的事件……
但是，毫不奇怪的是，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无一不会激发现代人的熟悉感，使其感觉到它们不仅是“平行宇宙”，而且是“平行现实”。因为它们不是过往几个世纪里的作家写的，而是一个早早找到讲故事的密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举成名的东欧小说家写的。仍然以《亡军的将领》为例：将军通过外交途径，到异国去挖掘阵亡人的尸骨，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的各种人也顺藤摸瓜找了过来，拜托将军和他的“工作组”，请他们“顺带”找找自家孩子的骨头。
这符合逻辑的荒谬催生了小说里各种滑稽的场面。在第四章，堂堂将军家的客厅里来了一位陌生人，过了几天又来了两位，渐渐地来人越来越多，客厅变成了诊所，到了雨天，连门外的院子都站上人。所有人都不认识将军，将军又不能撵走他们。他们来打听自家亲人的下落。这些人不懂“外交礼仪”，只知道人心是肉长的。
这样的故事，难道不会引起最切近的联想吗？你想要找什么人，就得去那个最“合理”的地方：你想要找一只丢失的宠物，就会想到去宠物店张贴启事；你想要给孩子找对象，就得奔相亲角；你怎么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家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警察局，想到医院。到头来，你甚至会觉得，正是这样的机构和目的地扣留了你想要找的对象：相亲角扎扎实实地欠你一个儿媳妇。
《亡军的将领》最初发表于1962年5月。那年正逢苏联“解冻”，之前在苏东阵营的文艺政策下难以发表的文学作品趁机大量见光。卡达莱的这部小说，刊登在《11月8日》杂志上，这杂志的名称类似于中国的《十月》——11月8日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的日子。刊发的小说是不完全的，只有24页，9个章节，后来在1963年正式出版成书。1992年中国读者读到的《亡军的将领》的中译本，是郑恩波先生根据1967年的版本翻译过来的，小说结尾标明了写作日期：1962-1966。
一次次地修改作品，是卡达莱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下适应不同的时局所做的应对。1966年时他30岁，不知道对初版做了怎样的改动，但可以肯定的是，4年后《亡军的将领》法文译本出版，他也做过改动——他知道自己要被推往西方了，西方读者会更加想看到“铁幕”那边的情况（1970年也是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年份），因此，一些模糊暧昧的信息不妨传达得更明白一些，不妨让西方读者同时爱上他讲述的故事和他所展现出的把“内幕消息”偷偷传递出去的机智形象。
但成功地在西方确立了名声后，卡达莱删除了阿尔巴尼亚语原作中的一些情节。他在初版中曾写有一个桥段：将军因为恋上一位妓女，给一名下级军官下跪。而1970年后，这个情节就被删除了。卡达莱擅长的调侃，也去掉了不少，因为他在西方受关注，使他在国内遭嫉妒，他的小说也更容易被检举“有不合适的内容”。恩维尔·霍查虽然是个有文人气质的专权者，对卡达莱颇为爱惜，但他夫人比他强硬得多，在1970年代中期，曾迫使卡达莱写公开信，承认自己的某些作品是犯了错误的。
《亡军的将领》里的高潮，是两位将军夜里“纸上谈兵”，在想象中布阵，用言语交锋，复原那场已成往事的战争，他们是真正的“亡军的将领”，从意识的深处驱遣出无数兵丁的幽魂。然而可惜的是，卡达莱也在自己的名声走向世界时删掉了这一段。如果我们看到的中文版，不是郑恩波翻译的1967年版，而是以后年代的版本，或是其他语言的译本，那么我们将看到一部有本质不同的小说。
这段被他本人删除的情节，也许源于茨威格《象棋的故事》的启发，但也会让我想到春秋时代，墨翟和公输般就地演绎攻防的精彩一幕。实际上，卡达莱的诸多小说里都活跃着古往今来许多故事的影子，越是《破碎的四月》这种，已经被他高度“本土化”的仇杀故事，越是浮现出古希腊神话的原型之影。在那些神话中，有两种是卡达莱最喜欢的，一就是有关家族世仇，二是关于一个人接近权力时，他所感受到的陶醉、腐化和恐惧。
《梦宫》的力量就与此密切相关，《金字塔》《长城》《三孔桥》等也都如是。卡达莱的小说，即便“架空”性再强，也都探讨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指时事政治或党派政治，而是最广义的政治，即团体和个人如何操纵他人并对其行使权力。在《雨鼓》中，奥斯曼军队的总督帕夏，是实际掌握权力的人，也是距离君主最近的人。君主远在伊斯坦布尔，但在战败撤退的时候，帕夏在被女人、仆人、下属、将军簇拥了整整一本书后，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高权力仿佛一直是架在他脖子上的屠刀，他不能仿佛它不存在一样行事。
士兵纷纷死去，帕夏的一场场独白充满了宿命的味道，卡达莱所写的每个人都不自由，一出场就感知到了命运的召唤。《雨鼓》的主要叙事人是军队里的史官，他的行走和见闻带起了整部小说的节奏。他受命给本次远征和围城战书写一份官方记录，可以经常见到总督和其他军事要员，了解军机要务；总督听任他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军队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史官穿行于战场，却又游离在战争之外，在如雨的矢石、恐怖的炮弹之间安然穿梭。这是一个不死者，为小说家所创造，同时寄托了他的自我期许，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两种人可以不死：一种是已死之人，如《亡军的将领》中的士兵，另一种，是死神自己。
举报 文章作者
云也退
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战争、家族沉浮、宇宙之声，这群青年创作者为何投身远方“水手计划·走向现场”艺术展呈现了19位青年创作者的作品，他们通过文学和艺术回应时代与世界的变迁。
90 06-09 17:54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气象干旱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气象干旱黄色预警
0 05-10 18:08
从天上到人间：苏东坡诗词中的出世与入世｜书摘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如果在人间失去，那就一定会由老天来补偿。所以，苏轼越是颠沛流离，人们便越相信他是“谪仙”。
197 05-02 11:05
诺奖得主略萨去世，他的慧眼辨识纯真的愚昧和邪恶的昏庸拉美“爆炸文学”的几位代表人物，代表作都蕴含着写照整个拉美的状况与命运的雄心。
124 04-15 17:31
播客作家酒馆主理人云也退：不停地寻求与读者发生关联我想把20世纪的作家的故事好好讲一讲，不只讲他们的创作，还讲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怎样的家庭、怎样的时代里，他们有怎样的遭遇，心里有怎样的不平，怎样的惶恐、激动和悲伤。
74 03-14 12:09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传金所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